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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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陈之团（1936－2012）

2011年，农历兔年，我的本命年，虽然我不信邪，但又确实事事不顺。始料不及的是当我准备送走这让人心烦的“兔子尾巴”时，在短短的一周内，我先后失去了对我的人生影响至深的两位亲人——侨居在纽约的叔公陈之禄神父和我的父亲。我在一天之内，奔丧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回到新加坡后，我是身心俱疲。我一直想写些有关父亲和叔公生平的一些点点滴滴，让后代子孙有机会了解他们生活在不平凡年代里的平凡一生，但苦于杂务繁忙，加上心里久久难以平静，故迟迟没能如愿。按我们福清老家的习俗，今年过年我得避免参与任何庆典活动，这次趁着春节假期和枫及两个女儿驾车从新加坡北上马来西亚金马伦高原避年，难得清静，就偷闲开始写点吧。

最后一程

2011年的下半年，叔公和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到了12月中，他们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不妙，可我又不得不只身到南美洲开会，我担心我在南美洲旅行期间他们会有什么三长两短，那我可就后悔莫及了，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飞回新加坡，路上就得耗上三十多小时。我在我们每周例常电话通话中特别征求了父亲的意见，他叫我放心地去。我在南美洲逗留共十天时间里，父亲的病情时有反复，但每次都只是有惊无险。好在妹妹已及时从伦敦赶回老家与弟弟一同分忧解劳侍候在侧，对父亲精神上的安慰甚大，从而稳定了病情。

从南美洲回到新加坡后，我便马不停蹄地携全家按原计划于12月26日飞回老家。当我们到家时，才知道父亲的情况比想象的要糟糕得多，他已没有自理能力，消瘦得不成样子了。父亲见到我们平安到家很是欣慰，特别是看到孙子李闽和他的女友合照时，更是异常激动，说要按家乡的习俗，分喜糖给全村的父老乡亲。孩子们也很懂事，毫无怯色地拥抱着卧病在床的阿公问寒问暖。李闽特意从新加坡背回他的吉他，一边弹着一边跟他妹妹李融和李文一起围绕在父亲床边唱着天主教圣歌，父亲的病情似乎一下子好转了许多。

枫回到老家后，跟妹妹分担了不少护理父亲的任务，父亲的吃喝和卫生基本上是她们二人轮流负责。她们俩不辞辛苦、不怕脏累，她们无微不至的照顾让父亲很感动。父亲的病情似乎更加稳定并略有好转。12月28日，父亲当时的心情特别好，当他用完午餐后，我跟他聊了一个多小时，虽然父亲的发音已经相当含糊，但我从他的表情和所聊的话题中，完全可以领会父亲所想表达的意思；虽然父亲的听力已经很不灵光，但他基本上也可以借助助听器和我的肢体语言理会我所说的。当我告诉父亲，早上刚接到美国来的电话，叔公于12月27日（北京时间12月28日）在纽约逝世，他沉默了好一阵子后问我要不要去纽约？我说如果可能的话，我准备赶去参加叔公的葬礼。这是我与父亲之间最后一次有意义的交谈，接下来的几天，我与父亲的沟通大多是靠猜的，而且常常是没有猜对。

紧接下来两天时间，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2011年12月31日，父亲要我们送他到邻近的龙田镇医院住院，他当天的病情还算稳定，医院为他做了全身检查，似乎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可是到了第二天，即新年元旦晚上十时左右，父亲突然开始出现癫痫症状，情况非常危急，院方要求我们自行处理，或转院，或回家。按福清乡下说法，老人一定要在自个儿家里咽下最后一口气才算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决定当晚让父亲出院回家。从龙田医院到文房村大约有十公里的路程，父亲已经陷入严重昏迷状态，到家后，家里的亲朋、邻里和热心的教友已经齐聚在厅里为父亲祈祷。

父亲的癫痫一直没有停止过，大约二、三个钟头过去，父亲的心脏在慢慢地衰竭，手脚也渐渐地冰凉了。当我们绝望时，大约是1月2日凌晨2、3点时分，父亲的心脏又奇迹般地慢慢恢复跳动，他的手脚慢慢有了温感，神智开始清醒，并可以睁开双眼望着我们，只是无法开口说话，情况似乎在慢慢地好转。三个小孩原定1月2日赶回新加坡上学，我特别征求父亲意见，问他该不该让小孩按原计划回新加坡，父亲点了点头，当小孩子跟他道别时，父亲跟他们微微挥了挥手，眼里洒下热泪，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这是他最后一次和他的孙子孙女道别。

1月2日整整一天时间里，父亲滴水不进，但他的神智相当清醒，眼睛总是睁开着，虽然说不出话来，但无需借助助听器便可以听明白我们的任何对话。父亲认得出所有来探望他的亲朋好友和邻居教友，他跟每个人都一一挥手道别，当见到他的兄长时，他的心情特别激动，他们紧紧握着手，两人眼里都流满泪水。下午时分，当我告诉父亲孩子们都平安到了新加坡时，父亲欣慰地点了点头。当天晚上，我们轮流守着父亲，弟弟和妹妹守着上半夜，枫和我守着下半夜。当我们在3日凌晨2点交接时，父亲紧紧握住弟弟的手，似乎在向他道别，当枫在他的身旁护理时，他也紧紧握住枫的手，眼里依依不舍。没过多久，父亲的呼吸突然转弱，3日凌晨3时8分，父亲停止呼吸，安详地离世，享年七十七。

丧父之痛，悲从心来。哀伤之余，我觉得我其实是非常有福之人。自从1979年离家就读大学之后，特别是1986年去了美国留学以后辗转长期定居海外，我与父母和弟妹是聚少离多。能在父亲在世的最后几天，陪伴他走完算是完美的一生，我除了感谢上苍恩赐之外，也感激我仁慈的父亲给了我这个机会。冥冥之中，我深信父亲的至爱在默默地成全着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身见证到人的精神力量，父亲他用超凡的意志力控制着自己生命的最后历程，让我有足够时间赶去美国参加叔公的葬礼。

父亲的葬礼

父亲的葬礼定在1月5日，礼拜四，是天主教中欢喜日子。1月3日一早，亲朋好友都陆陆续续聚到我们家里，葬礼的一切具体事宜都由『教里』热心的教友操办。1月5日福清天气极其的冷，温度几近冰点。拂晓时分，天上开始刮起大风并下起大雨来了，我们非常着急，我的姨母，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凌晨3、4点就开始祷告，祈求天主降恩。可是雨还是越下越大，排放在院子里的花圈被风吹得七零八落，更让我们忧心的是按家乡的习俗，老人出殡的十六抬棺和送葬的队伍是要环绕整个村一周后方可送去火化，如果碰上刮风下雨，不便之处可想而知。也许是我们的祈求感动了上苍，也许是父亲他老人家在庇护着我们，奇迹竟然真的发生了，上午8时左右，当父亲的葬礼开始时，风雨骤然停止，葬礼的整个过程出奇的顺利。更巧的是，父亲火化时排到的序号是他生前最喜欢的数字065，新加坡国际电话区号，父亲所有的银行卡密码不是0065就是000065。当我们安顿好父亲的骨灰盒后启程回家时，天又开始下起雨来了。

料理完父亲的葬礼之后的第二天拂晓，我便悲上加悲地从福州取道北京飞往纽约参加叔公的葬礼。人生无常，我会终身不忘这短短几天所经历的两起刻骨铭心的生死离别，我深信叔公和父亲的在天之灵时刻在庇佑着我和家人，是他们的爱从精神上在支撑着我，让我能坚强地面对这一切。信也好，不信也好，我从纽约回到新加坡后的第二天，当我主持我研究小组的讨论会时，电控的电脑投屏竟然前后两次莫名其妙地自动卷起，这种现象以前和以后都没有发生过，我在会上戏称说这是我的叔公和我的父亲给的信号，表示他们也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了。

坎坷少年

我父亲陈之团，本姓李，天主教徒，洗名约瑟，1936年生于福州城一户李姓商贾人家，他一生极其坎坷，历尽了人世间的兴衰沉浮。父亲出生时，李家家业兴旺，我的曾祖父在福州城斗中街一繁华地带开设商铺『李顺记』经营角梳生意（角梳号称是福州三宝之一），与其兄以『李盛记』为号福州著名的角梳『三发记』（李发记、李祥记、李厚记）同出一宗。我曾祖娶有妻妾三房，正房无后，二房（我曾祖母）迟迟也无子，便领养了我的祖父李一春。我祖父和祖母叶珍育有二男一女，父亲是李家的大少爷，从小养尊处优，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阔少生活。李家后来家道渐落，我的曾祖父去世后，李家也由兴盛转向衰败。

1941年日本鬼子入侵福州城时，李家举家南逃到福清乡下江镜乡一带，我小曾祖母和她的嫡孙（我堂叔）最后落户在江镜乡林厝村，我的两位姑祖母则嫁给邻近蔡厝村的两个农民为妻。我祖父时在省城当宪兵，由于兵荒马乱，自顾不暇。祖母无法独自抚养幼小的儿女，她先是经一位天主教神父将她的幼子（我叔父）托付给长乐县的一户人家收养，后又将她女儿（我姑母）李秋芳寄养在福州一家天主教教会办的孤儿院。李家逃离省城时，祖母带着五岁大的父亲一起流落在福清乡里，为了生计，她忍痛割爱将我的父亲托付给文房村的陈西禄和何金宋夫妇（我的福清祖父和祖母），自己则四处为佣。

我的福州祖母、父亲和姑母（1988）

我的福清祖母、父亲、母亲和弟弟（1988）

我的福清祖父和祖母也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但他们俩菩萨心肠，都是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自己一生没有生育，先后收养了从印尼回国避乱的伯父陈金堂和后来成为我伯母的陈宝宋，还有我父亲以及姑母陈（林）宝玉，同时还收留年幼丧母的侄儿。我的福清祖父体弱多病，在大跃进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活活饿死，我的福清祖母是个典型的旧中国农村妇人，裹了一双小脚，不足三寸，一生热心为善乐于助人，2006年10月寿终正寝，享年一百岁。

我的小曾祖母小家碧玉，也裹了三寸金莲，在我的记忆中，她终生抽烟，在当时的福清乡下，算是非常另类，她在我上初中二年级那年去世，逝时近九十岁。我的福州祖父在日本鬼子投降后随民国军队到了台湾，大陆解放之前，曾回闽省亲并到过福清看望了父亲，国共分治两岸之后便音信全无，不知所终。我的福州祖母也是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战乱后回到省城从事木雕工作，1989年4月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三岁。我的姑母李秋芳从孤儿院出来后便和我祖母一起生活，在福州从事医务工作，现退休在家安享晚年。由于当时经手的神父早已作古，我的叔父流落到长乐县之后就失去联系。

平凡农民

父亲的一生基本上与田地为伍，年轻时当过农民工，开过山，造过路，做过小买卖，打过短工，步入中年时，他在村里的一家粮食加工厂供职，但大多时间还是以拉板车为生。父亲生性聪慧，但苦于家境清贫，没有机会受太多教育，一生只是上过半年的小学，但凭着自己的努力，平时读报看信还是勉强可以应付。父亲年轻时本可入伍当兵在部队里发展，但因我的福清祖母担心他从此远走高飞，早早便为他定了亲成了家，我的福清祖母和我外婆是对同母异父的姊妹。父亲六十年代初就加入共产党，其组织也有意要培养他，但因我母亲极力反对，父亲一辈子连中国最小的官——村官也没当成。我的母亲陈亦玉，典型的农村妇女，一辈子任劳任怨，勤俭持家，她小农意识极浓，斗大的字不识几个，但正是她的英明，使我们全家在文化大革命的那场浩劫之中免于许多凶恶。

我的父亲、母亲和我（1965）

父亲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在穷乡僻壤的文房村还算是个“文化人”，在村里威望挺高的。他刚正不阿且又乐于助人，特别是在那左和右都不是人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多的父老乡亲都对那些时上时下的村干部无所适从，无官无派的父亲却成了他们排忧解难的首选之人。在别人互相斗得要死要活的时候，父亲为了养家糊口选择了做些小本生意，他每天起早贪黑翻山越岭四处叫卖，换来的薄利勉强可以维持家里生计，这在那人不人鬼不鬼的年代，已是相当难能可贵了。做小生意固然辛苦，也时时冒着被当成投机倒把分子给逮起来的风险，父亲却因此躲过了文革期间派系争斗中的许多是是非非。

在文革后期，中国的社会相对稳定了些，但大多农民就是一年到头没时没日在田里劳作，所得所获也无法填饱自己的肚子，可怜的平民百姓几乎个个是食不果腹，面黄肌瘦。父亲当时在村里的一家粮食加工厂供职，有时他会趁着工作之便，廉价弄些麦皮等一些粗粮回来，母亲会将这些所谓的粗粮拌些野菜给全家人改善生活，让我们时常有“吃饱”的感觉，这在当时似乎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全托这些健康食品的福，让我曾经也苗条过，记得在我十五岁大学入学体检时，我的体重只有四十多公斤，身高一米五八。没想到时过境迁，这些连猪都懒得吃的粗粮野菜，现如今却成了许多达官显贵们桌上的美味佳肴。

不是很久以前，文房村前一列排开如同笔架的五座石头山中还有很多石头，当时采石在村里算是一大产业，采下来的石头被加工成建筑材料后源源不断地供给邻近的村落，有的造房，有的修墓。父亲和母亲的另一副业便是拉板车，用板车帮人家运送石材，有时路途比较远，来回一趟要一整天，所以他们每次都会尽量将板车装得满满的，有时还不得不叫上我和妹妹跟着帮忙推车。说实话，我算得上懒人一个，为了逃避劳动，我平常都装着很用功读书，虽然在那年头除了毛选外，也没啥书可读。可是这推板车跑长途的事情我还是比较乐意干的，因为每次这个时候我都可以在房东家吃上一顿饱饱的地瓜稀饭。记得有次在我放开肚皮大吃特吃时，女主人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唯恐我吃得太撑了，但她嘴上却一直在夸我：这孩子个头不大，饭量可真不小啊。记得还有一次回程的路上由我掌舵空车，途经一大斜坡时，由于下坡加速和我人小身轻，我整个人便飘了起来，双臂浮挂在车前的拉杆上，两脚悬空，车子几乎完全失控，差点没把坐在车上的老爸老妈一起掀翻到坡底的深水塘里；每每忆起都有些后怕，要不是在最后的一刹那，我的双脚神使鬼差般地落回到地面上，我恐怕是早已在阎王府上当差了。

父亲是个孝子，他对分别居住在福清乡下和福州城里的两位母亲之间的爱是平等的，所以他特地为弟弟取名“福平”。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每隔一两年都会带上许多我们乡下的土特产到福州城里探望祖母，并同祖母和姑姑一家一块过年，每次他都会带上一两个小孩跟着他。从文房村到福州城，有一百五十多里，路面崎岖不平，为了省钱，父亲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进城的，路上一般要花上七、八个小时。虽然我们坐在自行车后座一整天挺难受的，但能跟父亲进城过年是件很幸福的事情，除了有好吃好喝好玩之外，还可以见识许多平时闻所未闻的东西。我是个地道的乡巴佬，记得当时我是见什么都新鲜，一路上总是没完没了地问父亲这个那个的，父亲总是非常有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由于我的问题大多都是莫名其妙的或是无中生有的，害得他有时不得不搜肠刮肚或临时编些答案来应付我。

父母亲先后生下了我，妹妹月玲和弟弟福平，我们仨都已成家立业并各育有三个儿女，由于父亲原来李姓，他的六个内孙全数复姓陈李。在我小的时候，执政者时而神经错乱、时而颠倒是非，鼓吹读书无用，全国的教育系统几乎瘫痪，那时大多的农村孩子在学校里混了几年父母便会让他们辍学回家干活。父亲是个开明的人，打我和弟妹三人懂事起，他就跟我们约法三章，只要我们在学校里混得下去，只要不留级，只要我们愿意读书，他就会让我们一直在学校里呆着。感谢上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黑白颠倒的中国社会总算又倒回来，父亲不懈的坚持没有白费，我和弟弟最终上了大学，妹妹也有机会上了卫生护理学校，父亲自己一生未了的夙愿算是有个圆满的结局。随着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父亲和母亲八十年代初便在村里经营了一爿杂货铺，家里生活也渐渐有所起色，我们不用再饿着肚子过日子了。

父亲、母亲和儿女们（2011）

南洋之旅

父亲和母亲是1994年底来到新加坡的，当时我们刚刚添了老三陈李文，他们的到来不单减轻了我们照料孩子的负担，也给孩子带来了许多天伦之乐，仨小孩如今能说那几句福清方言大多是跟父亲和母亲学的，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之中也渐渐地意识到远在中国的福清老家是他们的根。父亲的适应能力很强，他很快就熟识了新的环境，经常一有空便骑着脚踏车四处溜达。父亲待人热诚，很乐意帮助从家乡来新加坡打工的乡里乡亲，他也喜欢参加一些社团活动、如新加坡福清会馆和福州会馆的聚会和新年团拜等等。也许是劳碌惯了，父亲总是闲不住，老想出去打点零工为我们减轻些生活负担，他先后在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校园里的学生餐厅做过帮工，有时还起大早挨家挨户派发报纸。

新加坡虎豹别墅（1995）

全家福（1997）

也许是过度劳累，1997年3月的一天早上，父亲在去上班的路上突然晕倒，后来在国大医院被诊断出患上晚期鼻咽癌，父亲对这突如其来的厄运坦然处之。在好友林医生的建议之下，我们决定让父亲回国到福建省肿瘤医院就医。福建和广东两省是全国鼻咽癌高发病区，医生见多识广，视鼻咽癌如同重感冒一般。父亲的心态很好，该吃时便吃、该睡时便睡，虽说是晚期癌症患者，精神却相当乐观。父亲的治疗效果似乎不错，自从肿瘤医院出院后到他去世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再也没有踏入过肿瘤医院半步。父亲分别在2008初冬和2010年岁末曾两次入住福建省协和医院，一次是为了治疗严重的高血压，另一次则是为了切除脑部一良性肿瘤。也许是因为脑部手术的后遗症，父亲从此元气大伤，导致他最后病逝的主因就是脑部衰竭和高血压。

黄昏岁月

父亲晚年时的生活很有规律，除了在自家的大院里做些运动外，大多时间花在打理屋旁的菜园和花圃，有时还帮村里的教堂管管账。父亲还喜欢旅行，我是在1999年夏天与父亲一同到武夷山呆了整整一周，父亲那时大病初愈，但精神和精力都算恢复得挺不错。当时武夷山的民风相对比较纯朴，位于崇阳溪旁的风景区和保护区还尚未被联合国接纳为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崇阳溪溪流潺潺，绿水环山，保护区里竹林遍野，特别雨过天晴时、四处烟雾袅袅，如同人间仙境。最有意思的是当我们驱车前往武夷山脉的主峰华东第一高峰黄岗山时，父亲认定从武夷山市到江西交界的山间公路是他年轻时当农民工时参与修的，由于崇山峻岭道路崎岖，公路竟然还基本上保持了当时的原貌，在一悬崖峭壁的拐弯处，父亲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他当年险些遇难的地方。我不禁吓出一身冷汗，若是父亲那时就命丧黄泉，那么今生今世谁又是我？

武夷山大王峰（1999）

华东第一峰 黄岗山顶（1999）

2001年6月，在我忙完了在厦门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之后，父亲从老家到厦门陪我小住了几天，然后我们一起飞去逛了一趟北京，为了方便，我们选择入住位于北京中心地带的王府井大饭店，并先后游览了毛泽东纪念堂，颐和园，天坛和故宫等景点。记得游故宫时，我们去御膳房吃了碗面条，父亲很开心，那天晚上他没睡上几个小时，天还没亮他便独自到王府井天主教堂去望弥撒。想想也是，像我们这样生活在穷乡僻壤的福建乡巴佬，天高皇帝远，还动不动就被人挤到海里漂到海外，哪里敢想在皇帝的食堂里吃顿饭，在老儿的家里撒泡尿？我还带父亲到清华园拜访了我的好友郑教授和宋教授夫妇，最后我们去了长城和十三陵。特别要提的是明十三陵中唯一被挖空的定陵，其主人万历皇帝在我们老家几乎是家喻户晓，父亲对万历老儿也是如数家珍。万历后期的内阁大学士便是福清人士叶向高，此君在万历的昏昏噩噩醉梦朝中独自为相十余载，在家乡流传至今的八卦故事也特别的多。

厦门鼓浪屿（2001）

受好友冯教授之邀，我于2005年7月到香港城市大学做短期学术访问，我顺便也带上父亲一同前往。在香港逗留期间，父亲对海洋公园和星光大道印象都不深，大多都是在走马观花，唯独对在香港太平山顶的那顿晚餐念念不忘，其中一碟一百多港元的空心菜更是让他耿耿于怀，要知道一百多元足够让他和母亲在乡下开销个把月。好在每次同我出游，父亲对我的大手大脚的花钱习惯基本上是不闻不问，懒得理我，要换成是母亲，我早就会被她骂得狗血喷头。遗憾的是母亲天生会晕车晕船，加上腿脚不利索，很少愿意跟我们一起到处瞎折腾。

当我们去澳门探望我的表妹时，我是自然不会放过到赌场去赌一把的机会，那天我的手气特别好，玩了几手21点便有好几百港元入账，正当我要大展拳脚的时候，父亲硬是把我拉出赌场。那天我们特开心，我们叫了一辆的士把澳门大小角落都跑了一遍，然后跨过边境在珠海找家最好的酒店住下。我的表妹，我舅舅的女儿，也是一个典型被挤到海里漂到海外的例子，她先是以劳务合同工来澳门的，后来便就地定居安家，现在澳门葡京赌场担任一个部门主管。

香港维多利亚港（2005）

香港太平山（2005）

澳门大山巴（2005）

父亲平时一直念叨，很想去趟上海，看看那里的花花世界。2011年5月我趁着去台湾高雄和四川绵阳参加学术会议的空隙，拐回老家带着父亲和舅舅从福清乘坐动车到上海。父亲在动了脑部肿瘤切除手术之后，整个身体状况就大不如前了。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父亲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和精力去欣赏所谓的美景，如世博园，南京路，城隍庙和东方明珠等等，更多的是好像在完成任务。由于时间紧，原本打算在上海逗留三天后，他和舅舅便飞回福州。也许他已经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十分坚持要我挤出一天去南京，我们最后还是去了南京的中山陵和总统府，他当时已经没有力气爬完中山陵的三百多级台阶了。

上海东方明珠（2011）

其实，父亲特别想去的地方还有台湾，因为在那里某个地方葬有他印象模糊客死他乡的生父。父亲在弥留之际的前几天，还特意要弟弟开车载他到平潭岛海边走一趟，平潭岛紧挨着福清半岛，与台湾海峡对面的新竹市隔海相望，是中国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一块陆地。

未了心愿

父亲心里最放不下就是堆积在文房村前的垃圾，自2008年起，从江镜镇各村收集到的垃圾和废物就被源源不断运来文房堆积在村前的石头坑里，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垃圾，极易殃及到村民赖以生存的地下水源，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垃圾孳生的大量苍蝇和臭虫四处为害，方圆几里皆可闻到冲天的臭气。中国的百姓，天性善良且逆来顺受，文房村里父老也不例外，因为担心受到打击报复，他们大多都选择保持沉默。

父亲一向刚正不阿，又是个犟老头，为了乡里乡亲，他抱病层层上访，与当权者据理力争，可是得到的结果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官式回复，当父亲在投诉无门后叫来记者采访时，山头上便会出现大量机械推土掩盖肮脏的垃圾，当记者离开时，运废物的车辆便照样浩浩荡荡地继续开来。父亲在辞世之前，他最后一天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跟我交代的最后一件事便是有关文房村前的垃圾，父亲临终时还念念不忘，放心不下，要我想想办法解决文房村的垃圾问题。父亲，您安息吧！我会常常为我们文房村祈祷的。

仁慈的父亲，愿全能的天主与您同在！

陈本美

2012年1月23日初稿于马来西亚金马伦高原

2012年2月至12月期间续稿于飞往世界各地的航班途中

2013年1月3日于新加坡由何枫修改后定稿